对话最牛中国桥全面中国造极目新

徐恭义担任总设计师的杨泗港长江大桥（在建）

徐恭义担任总设计师的青山长江大桥（在建）

楚天都市报记者张屏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曲严通讯员严浩王虎

徐恭义在杨泗港长江大桥建设现场

人物名片：徐恭义，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中铁特级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年43岁时当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成为中国桥梁界最年轻的“设计大师”。年获得全国首届杰出工程师奖。年荣获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学会“年度杰出成就奖”。年55岁时荣获约翰·A·罗布林终身成就奖，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此荣誉的中国人，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年，英国伦敦土木工程师学会成立周年颁发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国际成就奖，他是唯一获奖人。

徐恭义当选“最美科技工作者”

对话背景：今日，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揭晓，经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推荐的桥梁大师徐恭义为十人之一。一个月后，徐恭义还将迎来两件喜事：他担任总设计师的世界上跨度最大双层公路悬索桥——杨泗港长江大桥和世界最大全漂浮体系斜拉桥——青山长江大桥将通车。

好设计能升级全产业链

楚（楚天都市报）：祝贺您从多位中国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

徐（徐恭义）：谢谢。我想这个奖不是授给我个人，而是授给桥梁行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桥梁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从奋起直追到引领世界。世界桥梁建筑领域有句广为流传的话：纵观世界桥梁建设史，上世纪70年代以前要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而到了21世纪，则要看中国。现在，世界排名前10位的跨海大桥，6座在中国；世界排名前10位的斜拉桥、悬索桥，7座在中国。

我还有个很高兴的发现：这次的十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中有四位总设计师，有做水电水坝的，有做高铁机车的，有做核电站的，有我们做桥的，都来自国家重点行业。这说明国家很重视设计。我认为，好设计能为工程奠定好基因，好设计还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推动科技创新进步。我们设计大桥时很注重创新，努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像杨泗港长江大桥，在方案设计时先会规划好整个桥的布局、每个细节的新工艺新方法。我还有个目标，就是再难的桥，也希望全部东西能给中国自己的企业做。我们有这个能力，而且价格还要比外国企业低。

国家工业的大发展让杨泗港长江大桥实现了我的梦想。合作伙伴们很配合、很给力，最终我们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国产化，这样的超级工程在国际上也是了不起的里程碑。它的主缆钢丝在丝径、强度和力学性能等各个方面均属世界最高级别，我们不仅突破掌握了核心技术，并且实现了这一高端材料的完全国产。得到的高强度钢丝比世界最长的悬索桥、日本明石海峡大桥中用的还要高出一个半等级。

中国桥梁人都是“卖油翁”

楚：这些年，中国建造的大桥不断突破技术极限，成就了许多当之无愧的超级工程。为什么中国在桥梁方面这么厉害？

徐：古代中国人造桥就很厉害，赵州桥千年不坏，就是因为结构适应性好、细节处理得当，工艺还很细腻。建国后，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这个设计被国际桥梁界称为“至尊经典”，它今年60多岁了，再用70年也没问题。

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桥梁人更幸运：国家有大力发展交通的需求，有坚实财力的支持，有完备大工业体系的支撑，我们才能做这么难和贵的桥。杨泗港长江大桥的总投资达到了85亿，这在3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还同时做着武汉的青山长江大桥、江苏的五峰山长江大桥、云南白鹤滩水电站的金沙江大桥等超大工程，还在跟踪研究国内外的投标工程。中铁大桥设计院的工程师也都是这样，一人同时参与十几个项目，上午开这个桥的会，下午开那个桥的会，出了这个图又出那个图，实践周期比外国人快得多。国外的桥梁人虽然也是名校毕业，是博士，但他可能十年还遇不到一个建桥项目。我们到国际上开会，国外同行都很羡慕我们的工作机遇。

年，我在55岁时获得约翰·A·罗布林终身成就奖，就是一个特例——以前拿这个奖，得70岁往上走。改革开放给中国桥梁人提供了机遇，让我们成了能天天“倒油”的卖油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反复锻炼和提高，再肯动脑筋去努力进取，自然就会有大的突破。

世界之最是被“逼”出来的

楚：中国桥梁总是在打破世界记录，这是有意为之吗？

徐：真不是！设计师谁不想做容易的桥？但现实是，好的桥位用完了，容易做的桥也做完了，业主的要求越来越高，新建大桥也越来越难。

我记得4年的武汉地图上，杨泗港这里显示的是条虚线，可见当时倾向于建隧道，因为这段8.2公里的长江段桥梁实在太密了，已经有了白沙洲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已在规划鹦鹉洲长江大桥。但拆迁和建设都不容易，武汉就先修了别的桥，把这个最难的留在最后面。后来，考虑到过江交通需求越来越大，隧道承载不了，改成修桥；为满足未来长远通行需求，设计提出采取双层结构形式；而为了不影响黄金水道，不影响江面下的治水工程，最终采用米一跨过江。

杨泗港长江大桥这座世界最大的双层悬索桥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也是因为“时候到了”：没有先进的原材料技术支持、超大工业的加工件的支持，我们修不了杨泗港长江大桥这个“世界之最”，要修也只能修个多塔的斜拉桥，甚至三塔不够，还得用四塔多跨。

但是，题目难，设计却要“至简”。不能想着都靠工人、技术人员去攻关和克服难题。我是一名设计师，设计的结构应使别人好制造好施工，这样才容易保证质量，保证桥的受力更安全、更耐久，最关键的是，降低造价，提升工效。这就得事先多用心、思虑周详，说服方方面面能接受你的设计思路，这个过程往往十分艰难。杨泗港长江大桥突破性地在不设临时墩的情况下首次采用了全焊接钢桁梁技术，几乎没占用长江航道，完全依靠主缆实现主梁的的悬挂和空中精确对拼焊接，仅用36天完成米钢梁施工，刷新了世界记录，体现了现代悬索桥的“中国技术”，但负责焊接的武船工人反而觉得，比之前做沌口长江大桥更容易，这显示了中国设计的高超水平；我们还通过技术革新，创造性地在复杂地质条件下使用了沉井而非打桩，为国家节省了2亿多元，缩短工期多天。

“我不过是蹬坛子的阿甘”

楚：您取得了这么多成就，读书时是不是就很优秀？

徐：读书时我一直很普通。读高中时我喜欢物理，高考考了91分；大学毕业时，成绩最好的同学保研了，第二好的到了科学研究院，我们中等学生分到基层来做工程设计。我是山东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分到武汉时心里难受，觉得是背井离乡了。工作的前十年，也羡慕有些同学分得更好，平台起点更高。我想我是比较愚笨的，如果再不勤奋，那就不可救药了。那时住宿条件差，我每晚都去办公室加班、看书学习，直到门卫要拉闸、锁门才离开。周末我就骑着自行车去补英语，坚持了15年。

楚：年轻的工程师们说，您最喜欢的人物是阿甘，经常跟他们讲阿甘的励志故事。

徐：我特别崇拜阿甘，隔段时间就会看一次《阿甘正传》，每次都有新感悟。我的老师杨进跟我说的话我印象很深：温室的菜不好吃，催肥的肉没有滋味，人才培养不能靠拔苗助长！所以在一个行业，你倾注的精力超过别人的两倍不算什么，你若超过十倍，坚持十年，绝对是顶级的行业专家。

大学毕业后，和我一起被分配至集团公司的同学有10人，如今只有我一人还在坚守。我总说，如果把大桥设计院比作杂技团，我就是个蹬坛子的人，一直蹬，一边蹬还一边自我检讨：蹬得够不够准，节奏够不够好。有一起入职的同事蹬了一段时间后说他已经会了，自己去办团，十年后成了巡回团团长，在社会贡献、满足就业、满足市场需要上，他做的贡献可比我大得多。但我最高兴的是，我们这个杂技团也成了世界专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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