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海安徐循华九月,我们走向他乡

九月，我们走向他乡

徐循华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乡下的孩子力图挣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冲出乡村走进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奋斗好多年。路遥小说《人生》的主人公高家林，就曾经这样努力挣扎过。可惜路遥在小说结尾让高家林精疲力竭、无可奈何地回到贫穷偏僻的山沟、一头扑倒在黄土地上流泪满面，成为一个令人嗟叹唏嘘的失败者。

△作者到南京上学后，拍的第一张彩色照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率只有可怜得极低的百分之几，年龄相距很大的芸芸考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乃至产生了一个专指大学生的热词“天之骄子”。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流行语是“跳出农门吃皇粮”——农村的孩子参加高考，一经录取，身份即转换成国家干部，凭录取通知到乡粮管所和派出所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从此吃上一辈子的定量计划粮。当年，农村孩子还有一个“跳农门”的途径就是参军。一进部队就努力表现，出力流汗八笆斗、埋头苦干若干年，才能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军装、转成国家干部和城市户口，往后转业到地方，便和城里人一样得到一份既体面又有尊严的工作。

年9月10日，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跟着父亲踏上人生中的第一趟长途汽车。那时的长途汽车不但班次少、车速慢，还没有空调，就连车厢中间的过道，也都挤满乘客。行李架上塞满大包小包、蛇皮袋子以及各色各样的旅行包。那个年头，家境略好一点的人出远门，大多带一两只帆布旅行包，包上喷印着天安门图案的，必定带有“北京”二字；印着长江大桥的，必定是“南京”；印着高楼大厦图案的呢，则是“上海”。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公路则是砂石路，汽车一路拖着又长又粗的黄尘。沿途不时看到成群结队的养路工人握着粗细不一的竹枝扎成的大笤帚，弓着腰吃力地将被汽车轮胎碾压弹跳到马路两侧的石子扫往马路中间。

从位于海安县城通扬河南边的汽车站一路往西，我第一次亲历感知，海安县除了县城东部的丁所乡、李堡、壮志、西场、新生、韩洋、立发、南屏乡，还有西部的胡集、双楼、章郭、曲塘等这些自我出生之后尚未听说更未踏足过的乡镇。一过曲塘镇，向西路过泰县境内的白米、泰县县城，半个多小时后即到泰州。八十年代初的泰州还是一座规模不大的江北小城，感觉其格局比当年的海安县城大了一些，与南通城比则小了很多。三泰地区（泰县、泰兴、泰州）彼时尚属于扬州市，南通地区海安县的隔壁，便是扬州的地界。怀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满腹好奇，沿路看着一闪而过今生第一次见到的新鲜有趣的地名，马路右侧络绎不绝骑着二八大杠脚踏车驮着鸡笼结伴而行的三三两两的鸡贩子。这些鸡贩子都很年轻，上桥时一个个撅着屁股、伸长脖子，咬紧牙关、两腿有节奏地上踩下蹬。坐在我身边的父亲用羡慕的眼神看着被汽车甩向车后的鸡贩子们，轻声地自言自语：哎，我要是再小个十来岁，也会跟着这些少豪（方言，年轻气盛的男人）搝的喔，跑一趟南京、四五天就能赚到三四十块唻！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自从出了海安县界就开始啜泣，我正纳闷出个远门为何而要哭泣呢，汽车已驶入江都县大桥镇，驾驶员把车子熟练地拐进一家脏巴拉兮的小院里，吆喝乘客下车吃中饭。

从海安汽车站上车后，县棉纺厂、石化厂、造纸厂跑购销走江湖的几个供销员，凑巧碰到一起便眉飞色舞开始东唱洋西唱海的神聊胡侃，起头一句：嗨、千年修得同船渡啊，出来混，离了海安就是“老乡”，我当年去贵州当兵，从南京上了火车后举目无亲才真正晓得“离乡背井”这个词的涵义和滋味……老乡之间当然要互相帮衬嘛，俗话说得好，互相补台好戏一台、互相拆台共同垮台……接下来张三告诉李四自己身上有几张烟票，李四便用液化气票成功交换了张三的烟票。当王二说到有购买手表的计划票，其他两位便用惊叹的口气夸赞还是你来事。我父亲好不容易攒了三十块钱，等我考上大学就给我买块“钟山”牌手表，愣是一直没搞到计划票。于是，我果然听到父亲悄悄长叹了一声。一个供销员掏出随身带的海安酱厂生产的五香茶干与同行分享，茶干独有的那种深沉悠久的香味便在车厢内弥漫四溢，逗得乘客鼻孔不由自主地放大。平时就不大言语的父亲闭目养神听他们三个吹了半天后低声对我说，你看这些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个个肥头大耳能说会道。驾驶员板着脸大吼两声“哈（下）来吃中饭啦！”把乘客统统赶下车后，三个供销员很默契地一个掏钱买了半块烧鸡，一个从小包里摸出一瓶海安粮酒，一个叫了两样小炒，围着一张小桌大呼小叫开始津津有味咀嚼起来。长得有些文质彬彬的眼镜儿开头还细嚼慢咽，旁边的大眼睛就催促。几个与我们父子一样土里土气乡下人打扮的乘客，宁可饿得五脏六腑冒火星也不去饭店买吃的。有几个便站在店外干嚼随身带的海安脆饼，舌头都嚼出血泡；有几个咬着自带的馒头干，一边举起军用水壶仰头喝水。干嚼馒头片，嘴里容易起水疱。后来乘坐长途汽车多了，我便知道一车的乘客中总有几个人嫌饭店的饭量不足、不愿意去饭店掏粮票花血汗钱吃顿饱饭。

一行人吃了午饭、上了厕所消停之后，驾驶员抹着嘴钻进驾驶室，很随意地朝后瞟了一眼，就将汽车发动了。我左边的女人吃了午饭似乎来了精神便接着掩面哭泣。我大惑不解、忍不住低声问我父亲。父亲靠着我的右耳轻声告诉我，自然灾害时海安好多年轻人为了活命就去了大西北，来去一趟上千公里，运气好时买到火车票的话，路上也要走六七天，运气不好起码要在路上走个十来天，苦得洇心，有的人七八年、十来年才回老家一趟，估计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当然就难过啦。这个女人流着泪沉浸在随风往事中。西北的风吹沙打，将她的面孔磨砺得粗糙无比。她一定是在大西北生儿育女扎下了根，回老家见到日渐衰老的父母，心有不舍；在大西北的儿女是亲生骨肉，又是不舍，想来想去也只能自己难过，两眼就哭得像熟透了的水蜜桃。我听着这个女人一路哭到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她那凄凉孤单、伤心绝望的哭声，至今想起还让我难受。

饭后路经宜陵、大桥、嘶马，七拐八绕穿过江都县城，再往西就进入邗江县，不一会儿就到了扬州城。在一个不满十八岁少年的心目中，扬州是这辈子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就在扬州城里堵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究竟堵了多长时间，我和父亲那时还没能买到手表。车子一停，车厢内顿时就燥热难耐，尽管车窗都半开着。管他红灯停绿灯行，跑长途的大客车、市内转圈子的公交车、大大小小的卡车、噗噗橐橐的拖拉机、三轮车、脚踏车，横七竖八的挤满狭窄的街道。我在混杂着各种莫名气味的车厢内动弹不得，呆呆地看着那些仿佛无所事事的人群，乌泱泱的，将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一个戴着大盖帽、穿白色制服、腰间扎着咖啡色宽皮带且上了岁数的交警，汗流满面，两手交替挥舞着红色与绿色小旗，两片厚厚的嘴唇叼着一只不锈钢哨子，鼓着腮帮子不停地使劲吹，一会儿一个长音：?——，一会儿则是急促的短音：?-?-?-?，尖厉的哨音直刺人脑。南来北往的行人和东奔西突的车辆在马路中间交通警察挥汗如雨的指挥下（海安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在县城的马路安装了红绿灯），终于从无序慢慢变得有序。我们的汽车缓缓经过扬州农学院、医院，一路往西。

△作者在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

过了扬州城，车厢里响起沉闷而满足的呼噜声。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原先一路扯着大嗓门对邻座说些无伤大雅、不带恶意的笑话，刚过蒋王就进入梦乡。公路伸入仪征与六合接壤的青山小镇，就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貌。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其实一点也不巍峨、一点也不峭拔、毫无生气的一群小山包。原先绿色的山包被炸出巨大的豁口，山脚的工地上尘土飞扬，工人们忙忙碌碌在采石，机器咔嚓咔嚓在碎石，大卡车咯喳咯喳在往车厢装。小山下的村落，布满一垛一垛低矮的石头垒砌的民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驴子还是骡子，拖着水泥预制板吃力地前行，使唤牲口的男人竟然坐在预制板上，挥动着鞭子。此时，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问父亲。父亲被我问住便害羞一笑道：反正不是马，马的块头要比这个大。山下的公路被运石子的大卡车碾压得坑坑洼洼，汽车就颠簸晃荡得厉害起来，有个女人不适应七拐八拐崎岖不平的山路，开始晕车、难受、呕吐，呕吐的间隙嘴里还念念有词：唉吆我的个妈妈耶，这个死人的倒头路还有多远，唉吆我的妈妈哎我实在吃不消咯，没得命啰，我怕的要死啊在这块点儿咯……坐在呕吐女人旁边的在海安造纸厂工作、结婚不久的那个矜持、拘谨又腼腆的新妇开始拍打呕吐女人的后背。在两个女人一问一答的交谈中，我知道那个年轻女人的男将在南京当兵，已经当到排长，她此次是去南京探亲。果然，出了中央门汽车站，我就看到她的那位男将微笑着，像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小夫妻两个一见面就开始绵绵低诉。

△作者近照

堵在六合县城时，两个供销员天南海北的又扯到南京女人：你和南京人对骂什的倒马车、晒脚丫儿、打枪毙（毙，读作贝），这些海安话都没人懂，接下来说了个去年刚考上大学的海安姑娘在南京吃凉面的段子：南京的同学问海安的细丫头儿你要凉面还是汤面？海安的细丫头儿随口就说：我要焖汤饮儿的。不愧是长年在外跑码头的，供销员一个吃面的笑话逗得旁边几个乘客哄堂大笑。谈笑风生间，汽车已过大厂镇，慢慢吞吞爬上了我在小学课文里见过图片的南京长江大桥。下了桥左拐，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到了。

四十年前的9月10日，我第一次走向他乡之路，漫长的人生之路由此向外延伸。

原文刊于“梧桐树下读书会”

作者简介：

徐循华，年12月出生，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华东师大学报》《中文自学指导》《南京师大学报》《艺术百家》《钟山》《散文》《雨花》《青春》等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现任职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图片：顾俊杨一秋

▎编辑：范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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